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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了《清平乐》里的宋仁宗宋朝的朝堂将走向何方

时间:2020-05-22 01:12:03编辑:佚名

  昨晚电视剧《清平乐》在各种褒扬和批评的声音中画上了句号,官家告别了他陪伴42年的朝堂。

  作为一部古装题材的非架空历史电视剧而言,《清平乐》无疑是成功的,无论是在服装礼仪的考究方面,还是在话题度或者播放量上,都是可圈可点的,在豆瓣11万5千多人的评分下也拿到了6.9分的成绩。

  明明宋仁宗才是这部剧的主角,然而人们更愿意谈论的是徽柔和怀吉的爱情故事。在生命的最后,宋仁宗终于站在了父亲的立场而非人君的位置上为自己的女儿做了一次选择,人们也明白了宋仁宗终究是爱徽柔这个女儿的。但其实仁宗一生一共有过十六个孩子,其中,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有活下来;十三个女儿,活到成年的只有四个,这四个当中,还有三个是老来得女。所以,真正陪伴在仁宗生命中的其实只有徽柔这一个女儿。

  看过《清平乐》的观众大都会夸赞这部剧在很多细节方面的严谨,你不知道的是,很多地方经得起考究是因为有人在默默做着史料审核的工作。

  受电视台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赵冬梅教授承担了《清平乐》部分史料审核的工作。赵老师还特别用心地为在网上冲浪的朋友开设了“赵见宋朝”的专题,普及剧中涉及到的历史知识。

  《清平乐》所呈现的宋仁宗时期是宋朝的一个转折点,宋仁宗的故事结束了,宋朝又将走向何方?在《大宋之变》中,赵冬梅教授将通过详实的史料考察,为我们再现一群有识之士的抗争与选择,一个朝代的兴盛与危辱,并解答以上我们提出的问题。内容可能有点长,但值得看下去。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1063年4月30日)的半夜,仁宗皇帝突然驾崩。第二天,四月初一,宰相韩琦(1008—1075)宣读大行皇帝《遗制》,命皇子赵曙(1032—1067)即位,尊皇后曹氏(1016—1079)为皇太后。

  《遗制》就是皇帝的遗嘱,它的主要功能和核心内容当然是交代后事。尽管如此,仁宗《遗制》的一头一尾还是流露出强烈的个人情感。《遗制》的开头简单地回顾了仁宗的帝业:“我继承大统四十二年来,一度担心自己资质浅薄,不足以担当祖宗留下的宏图大业。幸而战乱平息,百姓安居乐业,我何德何能,得以致此?!……”在结尾处,仁宗感叹:“当死亡与生命交界,只有圣人才能参透它的奥秘,幸好我大宋天命不堕,后继有人,更要仰赖各位文武大臣悉心辅佐,补充新皇帝的不足。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这篇《遗制》当然不是仁宗的亲笔,而是仁宗去世之后翰林学士王珪(1019—1085)的代笔之作。然而,如果仁宗在天有灵,应当也会同意《遗制》中所表达的不舍得与不甘心。作为一个皇帝,仁宗十三岁即位,在位四十二年,撇开刘太后摄政的十年,仁宗亲掌大政三十二年,他和宰相大臣们一起,领导宋朝摆脱了西北边疆的危机,保卫了国家安全,重建了宋—辽—西夏间的国家关系平衡;对于宋朝建国以来在官僚特权、行政体制等方面积累下来的弊端,仁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改革意愿,经过庆历新政的演练磨合,仁宗与改革派之间最终达成了更深刻的信任与默契,在仁宗晚年,改革派重返朝廷,各项改革措施稳健推行;对于列祖列宗以来所形成的宽容的政治风气,仁宗身体力行,他尊重士大夫,容忍并鼓励批评,在仁宗的朝堂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政见和争论的声音,对于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官员们各抒己见,激烈讨论,最终得到更加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仁宗不是一个英明果断、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在他的治下,宋朝也称得上国泰民安、百姓富足。嘉祐(1056—1063)作为仁宗最后一个年号,在宋朝人的历史记忆中,将会散发出越来越迷人的光彩。

  新皇帝赵曙,史称英宗。新皇帝的作风如何?开封政坛翘首以待。开封人都听说,这位皇帝陛下,从小喜欢读书,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衣着简朴,为人谦和有礼,看上去就像是个读书人。况且,他即位的时候已经三十二岁,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了。所谓“国赖长君”,看起来,大宋王朝也算是所托得人。

  英宗是四月初一即的大位。初二日,他颁布诏令,大赦天下,百官普加一级,厚赏三军。初四日,他任命首相韩琦担任仁宗的山陵使,负责先皇的丧葬事务。一应政务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皇帝显得谦虚老到,他尊重先帝留下来的各位宰相大臣,从不直呼其名,宰相报告任何事情,他都要详细询问来龙去脉,然后再做决定,而对于他所做的决定,大臣们私底下都表示赞赏。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甚至让宰相们感到了一丝惶恐。按照惯例,那些在最后关头为先皇治疗的倒霉的御医要受到处分。其中的两位,是在三月初二才从外地调过来的,奉御日浅,有人便为他们求情说:“先帝最初服用这两位的药,还是有疗效的。不幸到了这个地步,这是天命,不是医官能决定的。”没想到年轻的皇帝顿时变了脸色,问道:“听说这两位是各位大臣推荐的,对吗?”宰相们说“是”。新皇帝又说:“那我就不敢说什么了,还是请诸公亲自裁决吧。”最终,在十二名受到处分的御医中,只有这两位被贬到了偏远地区。这件小事让宰相们心下悚然,再不敢小瞧刚刚上任的皇帝——他知道他的权力是什么、有多大、在哪里。皇帝虽然是新的,但是并不嫩,所作所为符合他的年龄。

  权力交接平稳,新皇帝政务实习及格,一切平顺,诸事大吉。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四天。到了四月五日,事情忽然发生了大逆转——新皇帝疯了!

  这一天,天还没亮,宰相大臣们正在待漏院等待上朝,忽然接到宫中消息:皇帝突染重病,朝会取消,先皇的治丧活动暂由宰相代理主持。皇帝究竟怎么了呢?宰相们得到的密报是,皇帝头天晚上忽然发了狂症,不认识人了,说话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前一日在朝堂上好端端的皇帝,怎么进宫去睡一觉就变成了这般模样?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皇帝受到了怎样的刺激?还有,更重要的是,皇帝的病还要持续多久?

  整个外朝都在打探,在猜测。就这样,从初五挨到了初八。按照礼官选定的日子,初八是仁宗大殓,遗体正式移入棺木的日子,这是作为儿子的新皇帝必须亲自主持的仪式。皇帝病情是否能够好转,到时自见分晓。

  结果又怎样呢?更糟了!英宗皇帝病情加剧,当着众臣的面,“号呼狂走,不能成礼”。情急之下,宰相韩琦丢掉手里的哭丧棒,拉起帘子,冲上前去,牢牢抱住皇帝,这才稳住了局面。接下来,韩琦叫来宫人,让她们把皇帝扶进宫去,小心看护。安顿了皇帝,韩琦又率领着两府大臣觐见太后,经过一番紧张的商量之后,最终商定,以英宗的名义下诏请求太后“权同处分”政事。根据太常礼院拟定的规矩,届时太后会和皇帝一起出现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

  时隔四十一年,大宋王朝再一次出现了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只不过,上一次皇帝十三岁,而这一次皇帝三十二岁;上一次是奉了先皇的遗制,而这一次却是皇帝病狂,太后不得已出来主持局面。

  活了三十二岁都好端端的赵曙,怎么做了皇帝反倒发起疯来?难道是压力太大,不胜负荷?还是别有隐衷?还是说曹太后对于英宗的即位心存保留,所以她有意逼疯英宗,以便自己掌权?一时之间,疑云笼罩宫城,英宗的皇位乃至开封的稳定都成了变数。

  什么是告哀使者?自从景德二年(1005)宋辽签订澶渊之盟、结为兄弟之国以来,每逢老皇帝去世、最高权力易主,双方都要互派使者通报消息,这就叫“告哀”。仁宗的告哀使者,早在四月初二就已经任命,然而,直到初九,七天过去了,却还没有出发。原因却也简单—“上面”尚未明确训示“使者对答继嗣之辞”,即向契丹方面通报新皇帝的即位消息的外交辞令。难道说,“上面”有意滞留告哀使者,想要改弦易辙,另立新人吗?而在皇帝“上面”,只有太后。遭此大丧,理当及时遣使告哀。况且契丹在宋朝有的是眼线,如今天下缟素,契丹焉能不知?而政府的告哀使臣却迟迟不能送去正式的讣告,那么,契丹方面会怎么想,怎么可能不心生猜疑,以为宋朝发生了特别的变故?!“国有大故,正是邻敌窥伺之时”,万一处置不当,岂不白白造成两国猜疑,自找麻烦?!

  谏官们坐不住了。四月九日,司马光(1019—1086)代表谏官上疏,提出两点主张:第一,告哀使必须立即上路,“昼夜兼数程进发”;第二,至于“使者对答继嗣之辞”,则应“尽以实对”,坦诚相告。万万不能推说“不知道”,更不能编造谎言,自取其辱。

  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这还需要解释吗?难道说英宗的即位在合法性上存在争论?司马光当然认为没有,然而,他却不能不担心别有用心的人会拿着此事做文章。

  自古以来,如果嫡系长房没有儿子,那么就从旁支过继男性后裔作为继承人,这一原则,儒家礼典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对于国家怎么会有损害?!如果契丹人问起,实话实说,又有什么不对的?倘若契丹人问起,而使者回答说“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好处呢?!陛下刚刚成为皇子的时候,诏书已经布告天下,契丹人那边怎么可能不知道?如果现在编造一套谎话来搪塞契丹人,那么不但骗不了他们,反而会让契丹人看了我们的笑话。

  英宗不是先帝的亲生儿子,尽管先帝过继了他,可是他跟先帝之间终归没有直接的血缘联系。这就是一切犹疑的根源!

  英宗的生父名叫允让,封濮王,四年前过世。英宗的祖父名叫元份,封商王。元份和仁宗的父亲真宗是亲兄弟,都是太宗的儿子,真宗行三,元份行四。也就是说,英宗的父亲濮王和仁宗是堂兄弟,英宗是仁宗的再堂侄,他们的共同血缘要向上数四代追溯到太宗——而这已经是仁宗所能找到的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继承人了。

  诚如司马光所言,“如果嫡系长房没有儿子,那么就从旁支过继男性后裔作为继承人,这一原则,儒家礼典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对于国家怎么会有损害?”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维护大宗的绵延不绝,小宗可以无后,大宗则必须保证传承,皇帝更没有“绝户”的道理,过继儿子,合情合理,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仁宗对英宗的过继,却是一波三折,这中间,缠夹着仁宗太多的无奈、太多的不甘心,而英宗也因此蓄积了满怀的委屈和压抑。

  仁宗正式过继英宗为皇子,是在嘉祐七年(1062)八月,也就是他去世七个月之前。而早在嘉祐元年(1056),仁宗的继承人问题就已经成为朝野内外关注的焦点。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四十七岁、还没有儿子的仁宗突然中风,一度宣告病危,后来虽然死亡的警报解除,但是仍然长时间——连续几个月—无法正常处理政务。大宋王朝后继无人的危机暴露无遗,一时之间,各种猜测、谣言满天飞,皇室大家族内部有人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眼见得是黑云压城、山雨欲来。而仁宗却是讳疾忌医,竭力回避继承人问题。

  当此之时,司马光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并州通判,正在遥远而寒冷的边城太原。然而,“人臣不以疏远忘忠爱”,身处僻远江湖,心忧社稷君主,司马光从并州连上三状,“手书缄封而进之”,引经据典,剖陈利害,劝说仁宗直面现实,及时选定继承人。并州三状石沉大海之后,司马光又把自己的奏稿誊抄了一份寄给老同年、谏官范镇(1007—1088),希望范镇“因进见之际,为明主开陈”。其实,同样心忧社稷的范镇又何待老友催促?他“凡章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为白”,为了劝说仁宗立储,一共上了十九道奏章,看到仁宗不听,干脆在家中闭门待罪,愁得头发、胡子都白了。到最后,范镇面见皇帝,“至泣以请”,哭着请求仁宗撇开个人私利,为江山社稷着想。范镇哭,仁宗也哭,仁宗说:“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我知道你忠心耿耿,你说得很对,可是,你让我再等个三两年,行吗?!等什么呢?五年之后,宰相韩琦再度提起立嗣的事情,仁宗回答说:“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就馆”,意思是分娩。宫里边又有女人怀孕了,万一生出来的是儿子呢?仁宗等的就是自己万一生出来的儿子!

  仁宗就这样努力着、祈祷着、盼望着。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的记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仁宗迎来了又一次后宫生育高峰。从嘉祐四年(1059)到嘉祐六年(1061),短短三年时间里,后宫一共诞育了五个孩子,只可惜,这五个都是公主。伴随那些肚子不断鼓起来又瘪下去的,还有“诞育皇嗣”的希望。

  仁宗的不甘心简直是明摆着的。嘉祐六年六月,宰相富弼(1004—1083)因母亲去世,丁忧离职。他临去告白,推心置腹,对仁宗殷切相嘱,表达了三点希望。第一,富弼说,陛下临朝四十年,刑法宽平,仁慈爱民,是这样难得的好皇帝,上天应当会垂怜,圣嗣早晚会来的,陛下且放宽心;第二,请陛下节制娱乐、饮食,“动风发气之物”不要吃—陛下曾经中风,一定要保养;第三,请陛下爱惜身体,节制性生活,“圣嗣既系天命,自有天时,不可以人力强致”。富弼说这话的时候,董贵人的肚子还是鼓的,仁宗的希望也是满的。到了七月间,董贵人诞下仁宗最小的孩子,皇十三女。而这个小女孩只活了六十一天。从此之后,仁宗的后宫就再也没听到过新生儿的啼哭。

  就这样,从嘉祐元年中风算起,在跟老天僵持了六年零八个月之后,嘉祐七年八月,仁宗宣布立再堂侄赵宗实为皇子,并为他改名赵曙。但是,直到嘉祐八年三月突然去世为止,仁宗也没有再进一步,正式立赵曙为皇太子。也许,在仁宗的内心深处,一直到死都是心存侥幸的,他还是希望能生出自己的儿子来。

  可以说,尽管仁宗还是正式过继了英宗,但是在内心的最深处,他从头到尾、一直到死都排斥、拒绝这个不是亲生的儿子。或者更准确地说,仁宗排斥、拒绝的并不是英宗这个人,而是自己生不出儿子的命运。

  仁宗太不甘心了。作为个人,仁宗的生命之中充满了无奈。首先,作为人子,他自从剪断了脐带就被从母亲身边抱走、被当作刘皇后的儿子抚养,从未享受过亲生母亲的爱抚—这是他的终生之憾。其次,作为丈夫,仁宗的感情生活并不如意,他废黜了养母刘太后为他选择的郭皇后却又与她藕断丝连,最终导致了郭氏不明不白地死亡;他宠爱张贵妃,甚至愿意为她暂时堕落成一个昏君,违反制度和原则,可惜,这个美丽可爱的女人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一岁。最后,作为父亲,他竟然没有儿子。仁宗一生一共生过十六个孩子,其中,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有活下来;十三个女儿,活到成年的只有四个,这四个当中,还有三个是老来得女。所以,真正陪伴在仁宗生命中的,其实只有一个女儿。而这个女儿的婚姻,在仁宗的包办之下,却是万分的不幸—她嫁了一个相貌丑陋、举止粗俗的驸马,离过一次婚,后来勉强复婚,也过得极为惨淡,而这位可怜的公主也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

  从嘉祐元年第一次中风到嘉祐七年八月立皇子,这中间的曲曲折折,对于仁宗来讲,是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折磨。对于他所最终选定的皇子、未来的英宗来说,又何尝不是一场更残酷的心理折磨?

  英宗赵曙,本名赵宗实,宗是他的排行字。跟仁宗生不出儿子来正好相反,英宗的生父濮王允让大约可以算得上是最高产的天潢贵胄,如果《宋史》没有记错的话,他一共生了二十八个儿子。宗实排行第十三,不前不后,这是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位置。宗实的生母任氏是濮王一个不起眼儿的妾。所以,这个孩子本来应该过的是富贵闲人的平淡生活。谁都没有料到,到四岁上,这濮王府的老十三突然交了好运。

  这一年,仁宗因为没有儿子,就派了内夫人(宫中女官)到濮王府来,想要挑一个孩子养在宫里“招弟”。这种做法在赵宋王室已经不是第一次。濮王允让也曾因此入宫,后来仁宗出生,允让“招弟”成功,真宗用“箫韶部乐”把允让礼送回家,此后也一直另眼相待。到宫里去住,这是多大的荣耀啊!濮王府里谁也没拿这老十三当回事儿,这样的好事儿,根本就没有推荐他。可是,内夫人在濮王府的“推荐人选”中挑来挑去,一个都没看上。眼看着天色已晚,内夫人准备上车回宫了。就在此时,老十三从屏风后边爬出来,自顾自地玩儿上了。内夫人一看,就笑了,拍手说道:“独此儿可耳!”据说,此言一出,围观的人都觉得好笑—这样的好事儿,怎么可能轮得到老十三呢?!没想到那位内夫人抱起老十三就上了车,进了宫。

  这个故事在老十三成为皇帝之后传为美谈,成了老十三天生奇相的标志。其实,一个四虚岁的娃娃能有多奇呢?事情的真相大概是,宫里想找的是个不大不小、养着好玩儿的小男孩,而濮王府推荐的都是些年龄更大的小人儿精。

  这一进宫,濮王府老十三顿时高贵起来,四年之后,仁宗的亲生儿子出世,八岁的宗实“招弟”成功,又回到了濮王府。宗实给仁宗招来的那个儿子只活了三岁,这个儿子之后,仁宗又生过一个儿子,可惜也只活了三岁。自从庆历三年(1043)正月之后,仁宗的后宫里就再也没有男孩出生。于是,曾经养在宫里的宗实的地位就变得越发醒目。仁宗对他“问劳赏赐不绝,诸宗室莫得比”。如果皇帝要过继一个儿子,那再也没有谁比宗实更合适的了。

  皇帝的恩宠、众人的期待,宗实怎么可能不知道?既然知道,就必然有压力。化压力为动力,宗实对自己采取了高标准、严要求。他喜欢读书,穿着打扮就像是个普通读书人,每次去见老师,总是穿着正式的朝服,以示尊重。这在当时的宗室子弟当中是很不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