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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年号命名有什么规则?为何有的皇帝统治时期不只用一个年号?

时间:2020-05-21 09:37:03编辑:佚名

  北宋初,赵匡胤经过4年“建隆”朝的励精图治,政权逐渐稳固。他打算按照封建王朝惯例进行改元,经过一番考量之后,他从宰相赵普等人拟定年号中选中了“乾德”。

  “乾”字在《易经》中解释为天、为君、为父,乾德自然就是赵匡胤作为君父天子,德行普照天下,事业蒸蒸日上。自从用了乾德年号之后,他事业似乎线),北宋灭后蜀,向统一天下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结果就在这年,后宫有宫女给赵匡胤献上了一面铜镜,刻着“乾德四年制”。大吃一惊的赵匡胤不明所以,拿去问赵普等人,也都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还是工部尚书窦仪见多识广,回复说:“伪蜀用过此年号。陛下您问问后宫人看看这面镜子是不是蜀地战利品。”赵匡胤回去一问果然如此,虽然心头疑窦解开,但自己很满意的年号被一个“僭伪”政权给抢注了,心中多少有点不快,公开感叹:“作宰相须是读书人!”——明明白白是在骂赵普这家伙没文化了。

  乾德元宝正反面。乾德元宝为五代前蜀后主王衍于乾德元年(919)所铸,背有月纹,有隶、线年改元乾德。乾德三年冬北宋灭后蜀,他查看蜀地收缴的战利品时才发现乾德年号已被人用过,为此感叹:“作宰相须是读书人”

  其实这也怨不得赵普。“乾德”年号甚至都不是后蜀,而是前蜀后主王衍在40多年前用过的年号,赵普手里又没搜索引擎,哪里猜得到这个好词儿会被割据政权用过?不仅是他,后世王朝几乎都在年号上遇见过这种问题。历朝历代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权多如过江之鲫,每个帝王上台都要用年号,有些精力旺盛、统治时间长久的一用就是七八个,越是到了后世就越难避免重复。

  别说赵普,到了后来就是皓首穷经的大儒在年号问题上也会搞出乌龙:明成祖靖难篡夺了侄儿的皇位,即位后拟定年号是“永乐”,寓意国家永享太平,君臣百姓上下安乐。年号虽然朗朗上口,但却早在北宋年间就被起义领袖方腊用过,所以后来有人以此嘲笑朱棣,说他果然还是个反贼。当然,这也不排除当年就有人看出问题——毕竟刚刚归顺朱棣的杨荣、解缙都是饱学之士——只是不敢说而已。

  在封建时代,年号制度往往和正朔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一件具有宣政统、明正朔、申皇威、履王道、纪始元等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

  所谓“正朔”,按学者解释就是“正谓年始,朔谓月初”,颁布正朔也意味着确定通行历法。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历法是农事最重要的依据,也是国家秩序的象征,因此“颁正朔”往往被视为是“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礼记正义》孔颖达)的大事。只不过自汉武帝采用太初历后,人们都习惯于正月为年初,月首为朔日,除了王莽、武瞾、太平天国等极少数政权真的改过正朔,后世帝王在实际操作中都是只改年号不改正朔。从这个意义上讲,年号就承担了“正朔”功用,因而制定年号并监督天下所有人使用。

  光武帝刘秀,选自《历代帝王图》,唐,阎立本,绢本着色,纵51.3厘米,横531厘米,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东汉初年,刘秀已经在洛阳建立了政权,但巴蜀公孙述、陇右隗嚣、河西窦融都保有一方领土。在诸多割据势力中,窦融最识时务,很早就想投靠洛阳刘秀,但由于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

  为了表达诚意,他辗转从割据陇右隗嚣那里接受了洛阳正朔,使用刘秀的年号,以此表示自己服从其统治的心迹。果然,刘秀对窦融此举非常满意,天下统一之后,窦氏家族也因为这种早早就恭顺中央的态度备受优待,跻身为朝堂上的世家豪族。

  类似的还有五代南唐。958年,后周世宗大败南唐政权,逼得南唐被迫臣服,而南唐表达服从中原的行动中,除了割让长江以北十四州之外,在形式上还要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由此丧失了制定年号的权力,改为采用后周的年号,行后周正朔。南唐就这么又苟且了20来年,直到最后赵匡胤宣布“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时,为了表示抵抗决心才又宣布弃用宋年号。不过可笑的是,李煜大概是跪久了站不起来,居然不敢制定自己年号,而是改用干支纪年,结果这种姿态还是没有阻挡住宋军,没过多久他就只能“垂泪对宫娥”被俘北上了。

  按照封建王朝惯例,每当新君即位时,都要确立一个新年号,是为建元;而当君主用腻一个年号下令更换,是为改元。此时,一般都是皇帝自己拟制,或交由臣下提出后核定。由于年号被视为国家君主福祚的标志,故而务必选择吉祥好口彩字词。正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引下,古代封建王朝给后世留下了花样繁多的年号。

  按《辞海》的统计,如果把各种杂七杂八的小朝廷、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都算上的线个年号,其中正统王朝使用过的年号大约是310余(根据对正统王朝的认定有出入)。在这些年号之中,汉、唐、宋是年号“大户”,能占到年号总数的约四分之一。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王朝国祚长久,另一方面则是此时皇帝大都喜欢更改年号,譬如唐立国289年就有75个年号,平均不到四年就要换一个年号,特别是高宗后到玄宗初这段时期,几乎是一年一号,令人眼花缭乱。

  由于年号和政治紧密相关,表达帝王追求国泰民安的愿望,所以虽然几千年来年号纷繁芜杂,但还是有一些蕴含神圣、长久、开创和盛大的字,如“天、永、建、大、太、元、延、乾”等成为年号选用热门。其中,排名打头“天”在年号中共出现了86次之多,可见古代君主“受命于天”思想之根深蒂固。而作为年号重复使用次数最多的则是“太平”“建平”,各种大小朝廷各使用了10次,其次是出现过8次的“永兴、中兴、天成”以及出现过7次的“建武、太和、天德、永平”。从这些年号中人们也可看出,从古至今,国人的第一政治诉求,恐怕就是太平安宁。

  或许正是因为渴望和平安宁,使得古代帝王年号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历朝历代在拟定年号时,往往会在《老子》《列子》这种讲究无为而治、明祥瑞求长生的道教经藏中寻找灵感,比如古代帝王钟爱的“太初”(出现5次)和“太始”,就出自《列子》。而《老子》更是备受青睐,其中第41章:“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一句话就出现了“明道”(宋)、“广德”(唐)、“建德”(北周)三个年号。除此之外,诸如“先天”“久视”“大顺”(唐)、“甘露”(西汉、曹魏)等年号,也都是出典于《老子》,更不用说其他诸如“太平真君”之类和道教密切相关的年号了。

  理论上,改元是皇帝彰显自己权力的行为,想什么时候改,改几次都是自己说了算。不过,经过封建王朝漫长的实践,当改元和年号形成制度后,其实也存在一些公认的潜规则。一般的,确定了改元之后,朝廷会尽量将现有的年号用到当年结束,隔年再改用新年号。按照传统解释,这被称为“不忍一年有二君”。特别是到了一世一元的明清两代,一年之内使用两个年号的案例仅发生过一次: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明神宗去世,朱常洛继位,确定改第二年为泰昌元年,但他仅在位一个月就病逝,太子朱由校继位后按惯例也要改元使用自己的年号,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规定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光宗的泰昌元年,隔年改为天启元年。

  不过,所谓“不忍一年有二君”的改元制度也就是明清两代比较突出。在此之前的帝王在改元问题上则比较随心所欲,基本是按着性子随便来,比如西晋惠帝司马衷,就创造下了一年四易年号的记录:公元304正月改“太安”为“永安”,七月改为“建武”,十月复用“永安”,十二月再改为“永兴”。当然,这是因为当时政局特殊,惠帝只是傀儡的缘故。不过,即便是一代雄主元世祖忽必烈,也曾干过在中统五年(1264)五月就下诏将本年改为“至元”的事情。

  左图:东晋永和元年(345)颜谦妇墓志,南京老虎山颜氏家族墓出土,现藏南京市博物馆。右图:北魏太和十四年(490)屈突隆业墓志铭,大同市七里村北魏墓出土,现藏大同市博物馆。太和是古代帝王钟爱的年号之一,曾被历代王朝用过7次;而“永”也是历代年号中最常使用的字之一,出现频率仅次于“天”字

  实际上,古代帝王不仅在改元时间上比较随意,改元的理由在后人来看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不过最常见的就是政治变动,比如新君登基,宣布与民更始,改元启用年号以示政治从此焕然一新。不仅是新君登基,诸多政治活动都能成为改元的理由。唐高宗李治在永徽七年(656)废皇太子李忠为梁王,改立由武曌生下的李弘,为了以示国有储君,宣布改元“显庆”,结果这还不算完,到了调露二年(680),他再度废太子李贤为庶人,改立英王李哲(唐中宗)为皇太子,于是又宣布改元为“永隆”。实际上,李治和他的妻子武曌都是改元狂人,任何事情都会成为他们改元的理由。

  公元682年,李治的皇孙满月,任性的李治不仅摆下满月酒,还宣布将年号“开耀”改为“永淳”。乾封三年(668),李治下诏大赦犯人,大概是觉得自己太有德政了,是宣布将年号改为“总章”。而他的妻子做得更是过火,同样是大赦改元,不仅将“永昌”改为“载初”,还特地改朔,宣布永昌元年十一月改为载初元年正月,给后人凭空增添许多麻烦。

  相对唐高宗夫妻些许小事而改元的情况,反而是那些因为举办封禅、享祀明堂、典祭宗庙等国家大典而进行改元行为,就显得要正常多了。汉武帝的元封(元年为前110年),唐高宗的乾封(元年为666年),都是因为在封禅泰山,为纪念盛典而改;汉安帝永宁(元年为120年),汉顺帝的永和(元年为136年),唐武瞾的永昌(元年为689年)、圣历(元年为698年)等年号则是庆祝享祀明堂;唐敬宗的宝历(元年为825年),唐武宗会昌(元年为841)则是典祭宗庙后进行的改元。

  除了这些文化活动,不少帝王也用改元来庆祝在自己统治下取得胜利。这有些是实实在在的胜利,比如唐代武瞾于685年击败了起兵造反的徐敬业,认为从此可以“垂拱而治”,下令改元“垂拱”。建昭三年(前36),甘延寿、陈汤率军远征西域,诛匈奴郅支单于康居,取得汉匈战争的胜利,为了庆祝此次胜利,汉元帝下令改“建昭”为“竟宁”(元年为公元前33),所谓竟,就是边境的“境”,竟宁即意味着边境得以安宁,汉元帝使用这个年号内心之得意,由是可见一斑。

  当然,如果军事胜利不可得,那就只能鼓捣一些祥瑞来自欺欺人了,而这种真真假假的祥瑞天象,也向来是帝王改元的一大理由。除了看见奇怪的星象、出现日食、地震、黄河水清这些自然现象,各种罕见动物也是常见的改元理由,比如北魏就用过“神”“神龟”这样的年号。而在所谓的神兽祥瑞中,又以凤凰、黄龙为最常用的借口。公元前57年,有人向朝廷汇报说,有好看大鸟先后五次降临,汉宣帝对此非常开心,也不管这鸟到底是什么就一口咬定是凤凰五至,是天大的祥瑞,于是改元“五凤”。

  这个五凤在后来也似乎成为一种经典祥瑞模式,每当人们想找祥瑞又想不出比较好点子时,就会反复拿出这个案例用,三国东吴的孙亮和隋末群雄窦建德,就是同样宣称他们也见到五只(次)大鸟,所以启用五凤年号。除了凤凰之外,龙特别是黄龙也异常频繁地作为祥瑞出现,而且非常巧合的也是出现在西汉宣帝和东吴孙权的统治时期,供他们用作年号。话说回来,曹魏正元年间也多次有人向朝廷汇报说在井里看到了黄龙,而且比东吴更厉害的是同时还有青龙。不过皇帝曹髦却没有接这个茬,反而表示象征人主德行的龙上不在天,下不在田野,却屈居于井中,这就是在批评我们国家的现状啊!不久之后,曹髦被杀,青龙黄龙祥瑞之事戛然而止,所有人都似乎若无其事地将其忘掉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天降祥瑞的改元由头实际到底是些啥。

  (左)三国东吴“甘露二年九一日”铭文砖,现藏南京六朝博物馆;(右)三国东吴“五凤元年”砖地券拓片,原件现藏南京市博物馆。五凤、甘露原为西汉宣帝所使用过的第五和第六个年号,东吴时孙亮和孙皓也号称出现了相应的祥瑞,分别重复启用五凤和甘露年号

  在大多数情况下,改元对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象征除旧布新君臣同乐的政治秀,但纵观历史就会发现,由于改元本身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使得它有时候也会成为统治者内部残酷斗争的象征。特别是当统治阶层内部发生政变时,成功一方为了彰显自己的正当性,十有八九都会胁迫改元。唐太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就是如此,当时唐文宗和大臣李训、郑注密谋诛灭宦官,但这些人没有什么实干能力,临场发挥失常,被宦官仇士良、鱼志弘识破,当即挟持唐文宗躲进内廷,随即又派出神策军反杀。一时间长安城里血雨腥风,朝野上下光“诸司从吏死者”就有“六七百人”。此次政变发生后,受宦官挟制的唐文宗不得不宣布改元“开成”,以示对宦官反政变的承认。

  此后,唐文宗一直受宦官压制,“虽宴享音伎杂陈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在郁闷中度过了自己一生。